“七夕”是中国流传至今最古老的节日之一，最迟在东汉应劭所著《风俗通义》里就已出现了关于“七夕”的记载：“织女七夕当渡河，使鹊为桥。”有意思的是，早在“七夕”出现之前，“七月七日”这天便已经是一个不凡的日子——追溯这个日子，我们可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“七夕”的文化意蕴。

“七月流火”，夏历七月大体可对应阳历八月，正值夏秋之交，暑热虽未退去，但“大火星”逐渐偏西，天气快要转凉。而借这夏天最后的骄阳曝晒一下衣服，能杀菌防霉，无疑对古人具有最直接、最现实的意义。故夏历七月七日，民间习俗是要晒衣的。别人趁七月七日这天晒出了自家的“纱罗锦绮”，而名列“竹林七贤”的阮咸家贫，没什么好东西拿出来晒，便用根竹竿挂了一条大裤衩在中庭晒。人们觉得奇怪，阮咸却道：“我也不能免俗啊，那就随便晒晒吧！”这是《世说新语》里记载的一件晒衣的趣事。为了杀菌防霉，衣需要晒；为了防蠹鱼，书籍同样要晒。七月七日“晒书”也成为诗书人家标榜风雅的绝好时机。同样是《世说新语》里，也记录了一则和晒书有关的笑话：别人在七月七日搬出自家的书晒，而郝隆跑到太阳下仰卧着晒肚子，有人问他干吗，他答自己也在晒书，书都在自己的肚子中。不知道秒杀了多少附庸风雅的晒书人。

不论晒衣还是晒书，既是晒，就离不了太阳，活动发生在白天。后来，这天的民俗活动发生了根本变化，活动时间也从白天移到了晚上，节日名称也随之变成了“七夕”。这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兴起有关。

牛郎和织女本是天上星宿名，最早见于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中的记载。诗中说：天上的银河星光灿烂，织女星一天之内要七次移动位置。可即便它那么繁忙地移动了七次，也来不及织成一块像样的布匹。银河的另一边虽然有闪亮的牵牛星，却也不能用它来拉大车之箱。诗句借天上的星星发了通牢骚，悲叹周朝被奴役的人民的艰难生计。这里出现的牵牛和织女虽然已经带有人格化的倾向，但仍是天上的星星。古人观察天象，常充分调动想象，以其农耕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比附之。织女星位于银河西侧，共三颗星，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，古人觉得形似织机，故名其为织女星。牵牛星位于银河东侧，也由三颗星组成，古人觉得形似驾车之牛，故名其为牵牛星。

到了汉代，随着天人感应观念的演进，天上的星宿被奉为星神，“牵牛”和“织女”也就成了“牵牛神”和“织女神”，具备了神的资格和人的特征。尤其是织女，还被赋予了“神二代”的身份——天帝之女。于是人们根据牵牛神与织女神各居银河一方，且牵牛星三颗星成线的方向直指织女星方位的特点，想象出牵牛织女为一对隔河相望的恋人的故事来。在《古诗十九首》中收录的汉代无名诗人的诗作里，诗人吟唱道：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”牵牛织女此时已充分人格化，牛女的爱情故事，让后世男男女女感动不已。

为什么古人把牛女相会安排到七月七日晚上呢？

牵牛星和织女星都位于北半球夏季的星空，只有夏季才能观测到。汉代的天文历法书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中记载：“是月织女东向，盖言星也。”古人已经观测到，夏历七月正是牵牛、织女星光最灿烂的时节。牛郎与织女的相会，非七月莫属。再则，七在中国古代本就是具有特殊意味的数字。《周易》：“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。天行也。”七常常被古人视作一个循环周期，带有回归的意思。牛郎织女的重逢也具有爱情失而复得的意味，将其选在“重七”之日，符合当时的文化观念。此外，古人又认为七是阳数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七，阳之正也。”古人认为，初七是“以阴会阳”的日子。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被比附到这一天，是古时民俗文化的映射。

“七夕”的主题本来是“爱情”，然而随着社会发展，上古时期自由奔放的民风开始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，特别在宫廷，制约更为苛严。宫女的生活单调而枯燥，“七夕”的“爱情”主题无疑能对她们寂寞的心灵起到一定的抚慰作用。然而，受禁忌、戒律的诸多限制，宫女无法公开、大大方方地庆贺这个节日。不过，这难不倒聪明的宫中女子。传说天上的织女“年年机杼劳役，织成云锦天衣”（《月令广义》引梁朝殷芸《小说》），勤劳而灵巧的织女能编织出天上的云彩和无缝的天衣，这样的女红手艺怎能不让凡间女子歆慕呢？而乞求获得织女一般灵巧的手艺，是当时社会所允许并倡导的。就这样，宫中女子给自己找了一个过“七夕”的好名目，“七夕”的主题也就在“爱情”之外多了“乞巧”一出。原题刘歆的《西京杂记》：“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，俱以习之。”彩女，就是宫女。“七夕”乞巧的习俗从汉代宫中兴起后，很快流传到民间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

不过，现代社会，“七夕”的主题似乎正在向“爱情”回归，“乞巧”有弱化趋势，以至“七夕”被越来越多的人当成了“中国情人节”。

（本文刊于《咬文嚼字》2015年第8期《探名小札》栏目。）